海盗不会危及政权，在很难追剿的前提下，对其赦免也不是说不过去。对于农民起义，不以雷霆手段消灭，反而很轻易地放过，那简直是变相地鼓励农民造反？
想到农民抗争的问题时，朱棣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日本农民。
极度贫困的日本农民时常起而反抗。有时候是针对封建领主，有时候直接针对幕府当局。德川时代的256年间，此类农民起义不下1000次。然而奇怪的是，日本农民一般不反对沉重的40%甚至50％的赋税，而是抗议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的赋税。对此，朱棣简直忌妒欲狂。明朝征收的农业税，哪怕是再加上劳役折合成银钱计算，其平均值也只不过保持10%左右！
而且，当时的日本农民请愿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并没有要变革制度本身的企图，而是因为年贡、赋役过重，妨碍了正常生产。进入工业时代后，日本工人罢工的目的也并不一定是停止生产，而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使经营者丢脸。在三井系统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作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生产，并把工资提高了两倍。对于日本农民和工人的自觉性、主观能动性、自我奉献精神，朱棣简直欣赏极了。
因为无法忍受，日本农民成群结队地涌向藩主，但请愿和裁判都是有秩序的。农民们写好请求免除苛政的请愿书，递交藩主内臣；如果请愿书被扣压或者领主不予理睬，他们便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将军。在一些著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拦截幕府高官的车驾，确保状子不被扣压。农民此举风险很大，幕府首脑一般首先解决当前问题，而后则追究农民领袖。一般而言，幕府的判决有半数倾向于农民的利益。当局看来，农民的请愿可能正当也可能是无理取闹，需要评判，而且正当的要求应该尊重。但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则已触犯等级制度的严峻法令。即使判决倾向于农民，但农民领袖仍然应该判处死刑，斗争的目的再正确也必须死。甚至农民领袖自己也承认这种无法改变的命运。被处死的人是农民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目睹首脑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者钉上木架。他们不会暴动，而是在事后建祠堂，把领袖们作为殉难烈士供奉起来。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很残忍，不公平，但法令和秩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核心，必须接受。对于日本底层人民的服从性和自我牺牲精神，朱棣羡慕得要死。
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后，使得朱棣喜欢日本劳动者更甚于中国劳动者----当然，是喜欢奴役他们。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将日本纳入大中华体系。不得不说，朱棣的思维确实具有很大的发散性。原本只是考虑农民抗争的问题，可是想到最后，却使得朱棣下定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决心。
……
回过神，朱棣看到朱高炽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想起太子一直等着自己的答复，于是朱棣沉吟片刻，说道：“酌情减免其罪也不是不可行，但必须有严格的先决条件。”
“第一，必须有四品以上的武将在战斗中被贼人俘虏或是杀死。”
朱高炽眼皮一跳，惊问道：“父皇，为什么要定下这个先决条件？”
朱棣没好气地瞪了朱高炽一眼。
“没实力还要扯旗造反。然后还幻想着被赦免。世上哪有这等好事？农民起义军如果不用实力证明他们有赦免地价值。那就不赦免！”
尽管朱棣近来一直对朱高炽比较和蔼。但朱高炽对朱棣还是打心底里惧怕地。被朱棣瞪了一眼后。朱高炽便吓得不敢再开口了。
“第二。必须有三品以上地文武官员提议招抚。而且。提议招抚地文武官员必须以身家性命为贼首担保。若事有反复。则保人连坐。”
朱高炽期期艾艾地问道：“若是保人连坐。儿臣担心无人敢于作保……”
朱棣似笑非笑地反问：“任何交易地保人都负有连带责任。若保人没有把握。凭什么给他人作保？莫非朕乃软弱可欺之辈？”
朱高炽仍然试图做着最后地抵抗。“若有一心为国为民地忠臣提议招抚。但事后被贼酋连累。岂不令亲着痛。仇者快？”
朱棣冷哼一声。崇祯年的熊文灿难道就不是忠贞有为的大臣？他一开始招抚郑芝龙倒还好，可后来又招抚张献忠，谁知张献忠狗改不了吃屎再次反叛，结果愤怒的崇祯便将怒火撒到了熊文灿身上。在这件事上，崇祯固然不够冷静，但熊文灿难道没有责任？自己拉的屎当然应该是自己揩屁股！
“这种事要从两个方面看。首先，好人做坏事和坏人做坏事效果都是一样，都是在做坏事。做坏事就应该处罚，不管他的出发点究竟是好是坏。其次，若确实是忠贞正直且较有能力的大臣一时犯胡涂，朕可以代他担点责任，保住此人的性命。”
朱高炽不由语塞，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这样一再坚持很是不妥。父皇说了，若真是忠臣一时胡涂，将来就下罪己诏承担责任以便保住那人的性命。这个办法虽好，但有朝一日父皇想起来下罪己诏是自己固执坚持所导致的，那可是件万难承担的事。正胡思乱想着，却听见朱棣继续说道：“除了需要保人之外，贼酋若想投降还需要表现足够的诚意。凡是投降的贼首，都必须戴上裹着黄绫的枷锁链铐，然后直赴京城请罪----反正，贼首若真有诚意，赴京请罪应该不算什么为难的事吧？”
“至于说到了京城之后……”朱棣咬着细白的牙齿一笑，右手缓缓握成拳头。“那时主动权不就掌握在朝廷手中了吗？”
朱高炽大惊进谏。“父皇，万万不可诱骗贼酋入京然后将之杀害！若如此，朝廷的诚信受损，将来谁还敢投诚？之后的贼寇岂不是只能与朝廷死战到底了？”
“谁说朕要将贼酋诱骗入京然后将之杀害？！朕难道不知道朝廷保持诚信的重要性？！”朱棣严厉地盯着朱高炽。“记住，将来你登上皇位后，要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朝廷的诚信……不仅你必须如此，朕的后世子孙也需要如此。若是破坏诚信，死后不得入皇陵！”
朱高炽被朱棣突如其来的严厉弄得不知所措，好一会儿才嗫嚅答道：“儿臣记住了。”
得到朱高炽的答案后，朱棣放轻语气。“朕的意思是，到时候将贼酋或囚或放，主动权全部在朝廷手中。若确实诚意投降，将贼酋放回原籍也无所谓。若心怀侥幸的野心悖悖之辈，朝廷将之软禁，保证其衣食无忧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至于说为生活所迫因而从贼的平民百姓……”朱棣面无表情地盯着朱高炽，有些犹豫是否应该模仿一下日本的模式，允许抗争的农民首领进京陈述冤屈。若真的是官逼民反，用贪官的人头安抚一下农民朱棣倒是舍得的。事后将农民首领处死，然后再特许受惠农民为之建立祠堂，把他们作为殉难烈士供奉起来，说不定那些农民首领也会愿意呢。
这样好了，在烈士陵园里再修建一个义士庙，里面专门供奉有血性的汉子。入庙的条件先设三条：
第一个条件，必须曾经手刃过无恶不做的土豪劣绅或者是欺压百姓的污吏----之所以不将贪官包括进去，倒不是朱棣准备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发扬光大，而是出于另一个方面的考虑：若是鼓励百姓杀死贪官奸臣，将来朝堂之上不同派系的官员进行政治斗争时，难保不会有哪个想象力丰富的官员教唆游侠或者干脆派遣死士冒充义士去暗杀政敌。政治上的斗争一旦与暗杀扯上关系，就会彻底变质。当然，坚决禁止百姓暗杀官员并不意味着那些贪官会有好下场。将义士押送京城后，若供词中涉及当地官员，再将相关人员押入京城进行审判也就是了。
第二个条件，是被杀者生前必须惹过官司，而且衙门的判决对其有利。若是没有这个限制条件，弄不好将来民间有私怨者就根本不打官司了，而是一有恩怨就直接操刀杀人。
第三个条件，则是杀人者必须老老实实地向官府投案自首----若是杀人后扯旗造反，被朝廷的大军剿灭后仍然能够进义士庙享受香火，那么朝廷必然会增加大量不必要的军费开支。从另一个角度说，义士庙的设立也并不会从根本上损害法律的尊严。因为，那些能够进义士庙享受香火的义士，最终还是会被判处死刑的。
义士庙能够带来很多好处。
说起来，历史上中国遭受过数次侵略战争，国人表现出来血性倒也不算少。但问题是中国人口基数太大，按比例算就显得少了。所以，朱棣觉得中国人的血性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设立了义士庙之后，可以鼓励民间的血性。只要十分之一的国人有着“路见不平，拨刀而起”的血性，后世还会有哪个民族胆敢侵犯中国？
此外，义士庙还可以释放民间的怨气。象官官相卫、贪官与劣绅相互勾结、污吏盘剥百姓以及贪污赈灾粮这类事情最易激起民愤。一个处理不好，说不定就会惹出暴乱造反之类的事情。而设立了义士庙之后，一旦民间稍稍积攒一些怨气，自然会有身强体壮、桀骜不驯之辈出头，于是怨气就会得以释放。
拿定主意后，朱棣又将思路转移到刚才的话题上。
朱棣正色对朱高炽说道：“若象你建议的那样赏盐一斛、酒一坛，粮菜茶肉若干，难保下次再有人造反时，这些尝过甜头的百姓不踊跃从贼。因此朕决定：凡是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从贼的百姓，既然他们在当地活不下去，那就统一移民好了！而且，即便是酌情减免曾经参加造反百姓的罪行，却也不宜完全赦免----从贼者十中抽一以罪囚身份移民！”
以罪囚身份移民，意味着在刑期之内形同奴隶。虽然觉得父皇的决定太过冷酷，但朱高炽并不是傻子，只瞅了一眼朱棣此刻的表情，便知道此时绝对不宜提出反对意见。既然如此，朱高炽这时候自然只得唯唯诺诺了。
朱棣也不为己甚。毕竟朱高炽已经二十多岁了，思想已经成形。即便揪住他过于仁厚的事数落个不停，朱高炽的性格也不会因此发生什么改变。因此朱棣只得无可奈何地摆摆手。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