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华北七七事变以来，日军长驱直入，在半年时间内侵占了平、津、华北及沪、宁等地，但在忻口、淞沪等许多战役中都遭到我军的坚强抗击，时至今日，日本人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陷入于泥潭之中。”坐在板凳上的周成仁对着团里的一众军官们说道。
“对，日军参谋本部制订的《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方案》中曾经这样说到计划以约三四个月时间进行全面战争，摧毁中国中央政权，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但显然这已经失败了。”笑笑着的张灵甫很赞同周成仁的意见。
“所以我军虽由徐州、豫东撤退，但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迟滞日军的作战目的，不过可惜的就是没有能够完歼日军土肥原师团于兰封城下。”周成仁走到地图前“团座、各位长官，你们看，现我74军退往泌阳，实则是一步妙棋，即可巩固武汉三镇之北麓，又可东出豫东皖北一线，侧击日军所占据的京浦沿线。”
的确正如周成仁所判断的那样，其实日本大本营在占领南京、太原后，因兵力不足及准备不够充分，本来是决定暂时停止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的，并为此制订了战局不扩大方针，甚至向中国方面的各方面军下达了计划，以利用休整时间建立总体战体制并扩大其力量。然而一场台儿庄的失败，却使得华北方面军为挽回面子，而强烈要求扩大战局。加上由于发现中**队大量集结在徐州附近的情况，大本营不得不被动地改变了既定战略方针，在兵力不足及准备并不充分的条件下决定提前进行徐州会战。
而此时的日军陆军尚未完成其在年初制定地扩军计划。根本无法从国内增派新的师团增援徐州作战，只好从本来就兵力不足的在华日军中调集部队，甚至从对苏警备地关东军方面抽调了两个旅团南下支援徐州方面的作战。
而除去关东军。在华日军总共不过15个师团地兵力，从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中先后抽调至徐州作战的就有约10个师团。然而这不但投入徐州会战的兵力不走，根本完成不了围歼徐州附近五六十万中**队地战略、战役任务，而且置后方的兵力更捉襟见肘。连守备同蒲、平汉、京沪、胶济、正太、津浦几条铁路线要点的兵力都不够用。
华北方面军-第1军抽调了驻屯在平汉路高邑、安阳地区的第16师团，以及驻屯在新乡、焦作地区地第14师团，南下徐州作战，就致使冀南、晋南的守备陷入在空虚中。以至于不仅被迫放弃了长治地区，而且导致已经占领晋南黄河北岸的第20师团遭到中国第2战区部队的连续攻击，而更让日本人恼火的是，这些中国部队大多是在日军进攻下已退至黄河以南、徐州会战开始后又乘虚渡河返回晋南的。
而遭到第2战区攻击的第20师团不但需要被动防御，而且还要侧翼黄河以南的第14师团，这样就不得不被迫放弃了蒲州、芮城、平陆等地，以保持运城、河津、闻喜等要点，并将师团主力退缩至曲沃、侯马、新绛地区固守。
然而第20师团地撤退却又因为第2战区部队破坏了铁路。日军第20师团的补给完全限于中断。而当时陷入在徐州作战的日军又没有任何兵力可供调动增援第20师团，因此徐州会战时期日军第20师团的补给完全陷入在困境之中。
事实上不仅是第20师团陷于困境，整个华北的日军占领区在徐州作战期间都陷入在混乱。因兵力缺少，占领区的日军只能被动地进行防御，完全没有实施大规模出击扫荡的能力，更别说占领新的地域了。而这个时候，第18集团军却是频频出击，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根据地。因为华北日军的主要兵力都集中于徐州，这样一来华北占领区就出了个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而敌后战场地开辟以及大规模频频发起地游击战的因素。反过来又牵制了大量日军。对正面战场起到了相互支援和相互配合地作用。不仅削弱了日军、钳制日军、妨碍了日军运输的作用，甚至还给予了国民政府军主力和四万万国民以精神上的鼓励。在战略上配合了正向战场。
正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在回答中外记者关于台儿庄战胜的原因时，所说的那样：“山西境内我方有20万游击队，遂使5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线，不敢远离铁道一步，故台儿庄战胜在战略上，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
虽然徐州作战总体上达到了某些作战目的，但会战前期之胜、后期之撤退，两种不同的结局，却使得所有人都陷入在反思之中。不过国民政府及统帅部多数决策层也因此进一步认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正如《论持久战》所写到的那样，虽然抗战胜利短期内尚不可能，但中国的抗战最终必将胜利，着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国府高层的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6月9日，委员长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等，并于同日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最后完成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战略部署，彻底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并在讲话中表示“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此时，日军第14师团在6月日攻占中牟之后，派骑兵联队于10日炸毁了郑州以南的京汉铁路；而第16师团第30旅团旅团长筱原次郎所率的步兵3个大队组成的挺进队也于6月12日炸毁了新郑以南的京汉铁路。战局更是显得危机。
这种情况下，国府高层想到了定决黄河堤，制造水障，以阻止日军西进的战略。其实蒋委员长的这一主张也并非临时产生。早在1937年7月间，德国顾问团的首席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就曾建言“将黄河决堤”以阻止日军。而几年4月13日，正当台儿庄战场上新胜的中**队在追击、攻击败退峄县附近的日军时，陈果夫也曾致函委座，准备在河南武陟县的沁河口附近决黄河北堤。
虽然陈果夫的“沁河附近之黄河北岸，地势低下，故在下游岸任何地点决堤，只须将沁河附近北堤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卫，则我大厄可解，而敌反居危地。”的建议只是恐敌以决堤制我而建议采取的反措施，但委座深以为然，并批示“电程长官核办。”
徐州失守后，黄河决口以阻日军的话题再次被提出来，当日军于6月1日占领睢县，迫近兰封、杞县时，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立即做出决定-决堤，而这个决定在通过侍从室主任-林蔚向蒋委员长请示后，也得到了口头同意。程潜也深知此举的后果严重，随即又以正式电文请示统帅部，经以电文批准后，第1战区方才开始实施。
在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河防的军政人员开会讨论，研究决堤位置之后，最后第1战区长官司令部选择在中牟县实施绝口。当天长官部便下令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负责此项任务，限6月4日夜12时掘堤放水，同时将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往洛阳。
虽然商震令万福麟第53军1个团实施施工，但进度并不大，至6月5日上午，因地形关系仍未完工，委员长又在电话中严令第20集团军严厉督促实行”。这种情况下，商震带参谋处处长-魏汝霖去监工，并加派刘和鼎第39军的1个团协助作业，以工兵用炸药炸开堤内斜石基。从当天下午20时开始放水。
然而因缺口倾颓，水道阻塞，这次决口又未成功，一直拖到6月6日，第20集团军又重挖缺口，仍告失败。这种情况下，最高统帅部及第1战区长官司令部显得异常焦灼，每天必三四次电话询问决口情形。鉴于人手不足，商震又令刚完成了黄河大铁桥爆破作业的新8师增派1个团实施作业。
新8师蒋在珍师长在实地观察后，建议改在花园口实施决堤。最高统帅部及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当即予以批准。月8日，新8师第2团、第3团及师直属工兵连的数千人连夜执行掘堤任务，从9日上午9时开始完工放水。
当天正值天降暴雨，花园口处的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至12日，花园口溃堤之水又与赵口被冲开的水流汇合，沿贾鲁河南流，使贾鲁河、涡河流域的乡村、城镇成一片汪洋。咆哮的黄河水一路滚滚，淹没了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商水等地，直冲向黄河。豫东皖北平原顿时成为了一片泽国。
中国抗战的悲剧一幕，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悲剧一幕也就此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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