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啊……”明治天皇明白了过来，不由得暗暗感慨柳原爱子对自己真心实意的爱。
“上野公园事件”的详情他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对于当事人山县芳雄，他尽可以拿其父山县有朋做文章，平息罗特希尔德家族这个日本政府背后的大金主的不满，但对于另一个当事人在西南战争中战殁的名将黑田清隆的遗腹子黑田剑造的处理，就要麻烦得多。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聪明的黑田夫人竟然用这种办法解决了自己的麻烦，同时还试探出了干国舰队的高层对这次“水兵被戕事件”的态度。
干国海军提督丁禹廷和陈伟接受了这对“孤儿寡母”的请罪，这件事本身其实就很说明问题。
伊藤博文可能也了解了这个情况，敏锐的抓住了机会，请五国公使调停。
所以在一得到这个好消息后，柳原爱子便迫不及待的要和自己分享！
“谢谢你，爱子。”明治天皇感激的说道。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和服的小男孩蹦蹦跳跳的向明治天皇跑了过来。
他就是柳原爱子给明治天皇生的第二个儿子津仁。
可能是急切的想到见到父亲，孩子跑得太急，又因为太小脚步不稳，竟然摔倒了，不过他并没有哭，而是很快被赶过来的父亲抱了起来。
只有在看到这个孩子时，明治天皇才会从心底感到快乐。
当然，他不会知道，这个孩子的真正身世。
晚上雷雨大作，夜色浓重，连天漫地一片黑。道路两边，只听水流如瀑布，这场暴雨的雨水全都从山上直泻而下。东京似乎升高了。但是在的雾气中，仍然有灯光在漆黑的天幕下闪烁，从城里传来一种混杂着人声、车轮声、锣声和笑声的噪音。
这阵秋雨并未使天气变得凉爽。由于暴雨季节的炎热，郊区的房屋都像货棚似的敞着门窗，人们看得见里面的一切。家里的菩萨和祖宗的祭台前永远点着灯，而所有规矩的日本人都已睡下。在传统的蓝绿色纱罗帐下，可以隐约看见人们一家一户地一排排躺着。人们睡觉、赶蚊子，或扇扇子：男人，女人，还有婴儿，也在他们的父母身边，每个人，年轻的或年老的，都身穿深蓝色印花棉布睡袍，后颈枕在小小的木头支架上。
只有极少数的房子里，人们还在寻欢作乐：隔很长一段距离，才从幽暗的花园上空传来一阵琴声，曲子的旋律十分费解，快乐中似乎透着悲哀。
明治天皇听见雨落在宫殿古老的屋顶上，蝉儿沉默下来。湿土的香气从花园和山间飘进了屋里。
由于夜里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台风过境或即将过境），干国舰队在夜里作好了战斗准备，水手们固定顶桅，放低横桁，采取了所有对付大风浪的预防措施。海鸟不再来了，似乎一切都在他们头上摇晃、扭动。在群山的悬崖峭壁之上，树木折断，草儿倒伏在地，模样好不凄惨。凌厉的狂风夹带着唿啸，使它们备受蹂躏。雨中，树枝、竹叶、泥土，也一齐落到人们的身上。尽管如此，但干国舰队在风暴中坚不可动，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摧毁那些巍峨的巨舰。
第二天，雨过天晴，而干日两国关于“水兵事件”展开的谈判，也似乎有峰回路转之意。
关于干国水兵和日本警民冲突的起因，干日双方当日各执一词。干方认为日本警方预先设计，故意向干国水兵挑衅，上千人将各街巷两头堵塞，逢干国水兵便砍，日本民众又于沿街楼上泼滚水，掷石块，干国水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日方则认为是干国水兵存心报复前日的仇恨，先挑衅夺了日本巡警的警棍。继之又对之围殴直至毙命，大规模流血冲突由此而起。
日本报媒坚持冲突缘自干军水兵再度闹事：“下午1点左右开始，各舰的上岸水兵已经达到四百数十人之多。他们在市中到处游荡，并聚集在广场的干人街一带……（下午6时）坂本半四郎巡警在巡逻中，一名迎面而来的水兵打掉了他的帽子，那名水兵还用西洋小刀对着他比划。这些水兵浑身酒气，举止异常；在此地居住的干国人，对警察也是百般嘲弄和侮辱。……（下午8时左右）3名干国人（不是水兵）堵在（3名日本巡警）前面，三番五次，反复纠缠，要么伸手触摸警察的面部，要么拿小刀对着警察比划。有些干国人再次出来，企图夺取福本巡警的警棍。福本巡警正要采取防范措施，后边又来了一个人，双方扭打在一起。这时，忽然有人大喊一声，20名水兵一下子从餐馆里冲了出来，向福本巡警扑去。福本巡警头部遭到一顿毒打，倒在地上，当场死亡。喜多村巡警也被打倒在地，但被一家干国人拉进屋子里，幸免于难……”
干国方面则认为：“若以过错的轻重而论，日本应负更多的责任，则是没有问题的。因就当时的情形来说，如云干兵报复，向警察寻衅，完全不合情理。”干方的理由大致如下：一、13日的冲突导致日警重伤，干国水兵乃是轻伤，并无报复的必要；二、水兵上岸已严禁携带任何兵器，且提督丁禹廷又命亲信武官携带令箭随行弹压，有组织的复仇活动不可能出现；三、水兵登岸200余人，凶刀则仅有4把，且水兵受伤皆在背部，显系遭遇突袭逃命之际所负。相反，干方认为日警设计的嫌疑比较重：一、13日事件发生之后，警方即派有渔船在干**舰附近监视干国水兵活动；二、13日事发之后，东京警方大规模调集人手；三、东京日本市民亦被动员参与对干国水兵的攻击，而且一向闭市甚晚的东京，15日晚各商家竟然纷纷提前打烊。
诸多细节已难以考据，真相自然也无法具体化。但大背景仍然是清晰的，在这一年，干日两国的民众感情显然极不和谐日本自维新之后，一意谋求扩张。先是欲图吞并干国藩属琉球，本已激发了干国民众的愤慨；随后尝试侵略苔湾，又引发了干国东征日本的舆论；中法因越南交涉期间日本故技重施，又欲将势力扩展到干国传统藩属朝鲜，再度撩拨干国民众情绪……而按照当时日本民众的逻辑，干国先是阻止其对琉球的占有，又阻碍其势力东扩苔湾朝鲜，则实为日本自强之路上的绊脚石。
这种不和谐是有据可查的。明治十一年（西协9078年），干国驻长崎首任领事到任，日方报媒便绘声绘色的描述：“当地干国人不断向其诉苦告状。日本警察在盘查登记证（牌）时，态度恶劣，干国人对此非常反感。据说领事到任不久，就在路上受到了警察的侮辱性对待，他立即提出了抗议。”当时干**舰进入长崎港维护，但在日本民众眼里：“干**舰开进长崎港，名义上是为了对军舰进行维修护理，以便继续开往仁川；但实际上，这还是一次示威活动，借此机会炫耀优势的海军力量。对于干国舰队来长崎，日本国民就是这么看的。”因为有了这样的先入为主，所以，东京市民对上岸的干国水兵有如此印象也不足为奇：“干国人在举止上也是旁若无人，特别是上岸水兵之类的人，依仗本国的海军优势，简直是横着身子走路，遇到日本警察也决不让路，结果警察只好给他们让路。”
尽管日本民间怨气甚大，并在双方谈判期间举行了示威游行，向干国抗议，但最终日本政府还是慑服于强大的干国海军舰队，积极的表示愿意“以维护两国和平友好为主旨”，“妥善解决此事”，随后德国公使何理本提议，以“伤多恤重”的原则，双方互相进行赔偿，而追责凶手一事，则因“现场混乱，证据缺失，难以详查”，听凭双方自便。
虽然对德国公使的提议不是很满意，但干国方面也表示，“为两国交好之故”，同意互赔，追责双方自便，但提出了附加的条件，即“浪人为非法武装之日民，故意寻衅，以刀棍参与斗殴”，故在互相赔偿损失这一项中，干方“只赔警众，不赔浪人”，“且自斯日起，日警一概不许携带刀剑”。
干国方面的谈判代表伍廷芳指出：“日本政府‘废刀令’已下多年，浪人仍以武士自居，带刀任行，凌驾平民之上，日本政府难辞其咎”，并举前不久发生的日本警察津田三藏以刀砍伤俄国皇太子为例，“以日本刀剑之害，不绝于斯，前酿大戾，今又生血案”，要求日本政府彻底执行“废刀令”，“无论警民，皆不许带刀”，“警士巡街，只许携带竹木棍棒，严禁携带刀剑”。
面对干方的意见，日本方面进行了多日讨论，很多日本官员认为干方的附加条件是无理要求，应该拒绝，如森有礼声言“我国万一采取如此让步政策，则干帝国将作何感想？恐将看作为威胁吓倒，苦于抑制，终于屈服，而愈助长其轻侮我国之念”。井上馨则认为日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因为“日本现在并没有一支可以敌得住干国舰队的海军。”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明治天皇举行了御前会议，商讨善后事宜，会议由天皇亲自主持，参会者有首相伊藤博文，外交大臣松方正义，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海军大臣夏本武扬，大藏大臣大隈重信，以及井上馨、森有礼、青木周藏和陆奥宗光等人，会议进行了五个小时，最终天皇决定接受干国方面的附加条件，了解此次事件。
在会议结束后，日本方面立刻由井上馨向干国驻日本公使徐承祖和海军提督丁禹廷通报了日本方面的决定，然后由丁禹廷下令解除战备，井上馨和徐承祖就双方赔偿金额展开谈判，签定“善后协定”，约定双方士官一人赔偿6000日元，士兵一名赔偿4500日元，伤残一名赔偿2500日元，干方死士官1名，水兵7名，伤残水兵36名，陆战队员9名，日方赔偿干方计150000日元，干方水兵住院医疗费用20000日元由日方支付。日方死警官3人，巡警16人，伤残巡警24人，由于死伤的日本浪人不在赔偿范围之内，是以干方赔偿日方计150000日元，双方赔偿数额相同，可以相抵，日方只需额外支付医疗费用20000日元即可。至于是否拿凶惩办，则由双方政府自行决定，互不干涉。而当天日本政府发布命令：“自即日起，日本全国之警察，一律不准配刀。”
“水兵事件”对干日两国的关系影响深远，就干国而言，此次谈判的获胜，似乎再次印证了“圣朝上国”的神威，强化和固定了长期以来存在于朝野士庶思想中的对日优越感，“蕞尔小国”不足为虑，成为了整体的民族心理。“丁酉战争”爆发之初，充斥朝野的“速战论”、“奇攻论”，实际上就是此种民族心理的典型体现。此次事件之后，干国上下陶醉于对日外交的胜利之中，盲目自大的心理急剧膨胀，无论是在朝鲜半岛上的交锋，还是干日两国的直接面对，干国政府均表现出了一种对日本不屑一顾的自大心理，没有能够认清日益迫近的危险，也没有能够认清日本的“韬光养晦”之计，从而放缓了曾经卓有成效的海防建设。
反观日本，此次事件成了日本扩军备战的催化剂。当“水兵事件”的大幕落下之后，巨大的耻辱感笼罩了日本这个倔强好斗的民族，打败干国成为了全民族的共识。
在日本人看来，此次事件与当年干国国内发生的如“马嘉理事件”、“天津教案”等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强国凭借着领事裁判权和武力侵犯弱国主权的行为。此次事件不管最初的缘由如何，干国水兵攻打日本的警察署，本身就是一件严重触犯日本主权和法律的事。然而干国方面凭借着领事裁判权和海军舰队的威力，不仅没有处罚肇事水兵，反而迫使日本政府规定日本全国警察不得佩刀，如果再考虑到日本人对刀的重视这种重视不仅仅因为刀是一种武器，还因为它是一种身份和精神的象征就能知道这个严重干涉日本主权的协议对日本的侮辱有多大。伊藤博文曾事后曾愤愤的说：“干国吃尽了治外法权的亏，可是没有远见的干国官员们，却还纵容在外干国人藉此为护符而胡作非为。”
9091年的日本海军与干国舰队的差距不是一倍两倍。根据日本9086年颁布的海军条例中有关海军舰队分类的规定，日本甚至只算是一个常备小舰队，完全不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这就是极其看重名誉的日本人忍辱接受“水兵事件”处理协定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形，与干国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时的凄凉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日本能够化屈辱为力量，奋力追赶并意图超越对手，而干国却依然沉睡在“圣朝上国”的幻想里。
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日本人上下一心，全国动员捐款捐物，大力发展海军。日本海军的经费逐年增加，当年日本军费总开支便占了财政预算的30%，翌年更是高达41%，为了完成建造54艘军舰的庞大计划，明治天皇颁布敕令：“立国之务全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并身体力行，拨出内帑30万日元，充实海防，从而揭开了“海防献金运动”的序幕。日本政府要员也趁机大做文章，首相伊藤博文在有“贵族俱乐部”之称的鹿鸣馆召集官员，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声称为完成“开拓万里海涛”的“帝国伟业”，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希望全体国民，效法天皇之举，踊跃捐出海防金，为日本成为海上强国恪尽臣守。事后，经过新闻报刊媒介的大肆渲染，日本国内很快就掀起了一个捐出“海防献金”的**，仅仅半年之内，“海防献金”便达到了506万日元。凭借此财力，日本加快了购舰进程。6年之间，添置大小军舰24艘。9093年，日本常备小舰队终于扩充为常备舰队。等到9097年干日丁酉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舰队无论在总吨位还是在舰艇速度上都上了一个档次（虽然总体实力仍然没有能够超过干国海军，但差距已然不大）。而此时再任日本首相，处心积虑、迫不及待地挑起对干战争的，正是6年前主张日本政府迅速签订善后协定的伊藤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