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身体恢复后，除了日常的训练孩儿营之外，便将主要精力放在继续完善整顿西营义军军规军纪上。至于跟未婚妻白文雅的约会，因玉人身在孩儿营，李定国近水楼台先得月，也不用刻意安排什么约会时间。
最近几日，张献忠和白文选在不同的场合都透露出李定国和白文雅已经订婚，除了把流言蜚语压下去，还把其他一些年轻将领对白文雅产生的非分之想扫除。李定国对之前那些时常跑来孩儿营跟白文雅套磁的年轻将领们甚是漠视。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每次恋爱都从不把情敌放在眼里。他认为那些跟情敌决斗的男人真的很傻，只要做足够强悍的自己然后对女人好一些，就不用把那些苍蝇们放在眼里。
李定国不断地在完善补充军规。义军以后还会劫掠地方，但是被李定国用军纪限制在恶霸地主和官衙上，每次劫掠都要查清该户人家的背景，但凡劫掠穷苦百姓和良善士绅者，就地正法。军法中还规定每到一地必开仓赈饥、施粥救灾；规定跟老百姓做生意时，要买卖公平，不可强买强卖；规定非请不得入民宅，非赠送不得拿老百姓一件东西；规定不准强拉壮丁，不勉强百姓参加义军。
而在执行和确定军规地位方面，除了之前的以身作则、自领刑罚之外，经李定国的规劝，张献忠为了表示支持整肃军纪的决心，还将跟随他多年的亲兵当众斩首，就因为那个亲兵抢了山民一个西瓜没给钱。有些将领对军法颇有微词，但见张献忠本人以身作则，他们也不敢乱放屁，只得乖乖接受。
但即便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李定国还是明显感觉颁布下去的军规军纪有相当大的漏洞。李定国试图通过在西营义军中确立军规整肃军纪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很快地，他确实也树立了权威，除了张献忠、徐以显和其他三个弟兄之外，其他将士对他都是钦若寒蝉。但李定国发现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他希望将士们对他又敬畏又爱戴，结果他只看到了敬畏，他多年来在中下层将士那里积累起来的拥戴也慢慢被这整肃军纪的行动给抵消了很多。
李定国心急如焚，除了带领所部人马建立战功巩固自己在西营义军的地位外，他还想通过任职“安民使”扩大在黎民中的影响力，通过任职军法官扩大自己在义军整体的影响力，从而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声望，直到恰当的时机能够可以架空张献忠或远离张献忠的控制独立发展。但是现在看来，他的美梦即将要破碎了，因为军心是收取士心和民心的基础，如果他李定国搞得将士对他都很不满，他谈何扩大影响力，甚至久而久之都无法在此立足。
李定国万分焦虑时，情不自禁回想起二十一世纪自己快乐单身汉的时光，那个时候自己万事不在心，何尝这般费心费力。想起二十一世纪，他就想起自己那个肥胖的老板，想起自己最讨厌那个老板的原因，便是那个老板凡事都只懂得要执行要业绩，从来不肯有半分的奖赏和赞扬，从来不加薪，发工资时总要拖上几天。也因为那个老板那般悭吝，所以公司的员工流失率一直居高不下。
李定国以前从来没有做过上位者，但他从下位者的角度去想，就很明显看出许多上位者整天装腔作势却从来没做过什么真正正确的事情，最起码他们很少有人真正聆听下位者们的心声，也从来不愿意花时间去赞赏和奖励下属。
其实，受到赞同受到认可，这是人类本质心理的需要。当人们无法获得必需的赞同，那么他们对领导者的信任、信赖以及彼此间的关系都将恶化，而那就会引起工作态度和效率的下滑，开始时很慢，微小的，几乎察觉不出，但是恶化会逐步扩大。最终，那些上位者会发现他们的下属虽然人在位置上，但心早已离开。
二十一世纪时那个李明从来没有做过上位者，没有领导指挥过什么人，他必须要从新开始学习摸索，虽然他所成为的这个李定国拥有天生的领导力和领袖魅力，但他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他的大部分下属从他这里想得到的可不仅仅是约束和遥远的许诺。
李定国经过反复痛苦的思索，得出一点“利于将士，则利于霸业”，只有让将士们都切实感受到遵守军规和英勇作战的好处，他才能自觉主动地遵守军规和英勇作战。
李定国深入到义军的基层，跟将士们做深入的沟通交流，他才发现根本的原因。本来相当一部分将士是大老粗，他们根本不理解历史的兴衰，他们只关心眼前的利益，原来遵守军纪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直接好处，而且让本身造反起家渴望自由的他们深感约束，所以他们都带着很大的抵触心理去遵纪守法，自然对制定和执行军规的李定国心存不满。
李定国知晓这些情况以后，便迅速对军规做出了补充。
除了那些违反就要打军棍或斩首示众的硬性军法规定外，李定国在军法里加入了软性要求：要求义军将士们每到一地要主动和民众联系，解决民众的困难，帮助群众挑水，准备柴火，打扫卫生；部队撤离后，要归还门板，捆好铺草，损坏东西要赔偿；同时，还要把房子打扫干净，所住过的地方不能留有部队居住过的痕迹。李定国对这些要求做了奖励措施，凡是有群众致信表扬的将士团体和个人，西营总部都会给与一定的功劳分奖励。
李定国之前在孩儿营里推行了“十级战功奖赏制度”，这是一个好制度，经过李定国最近一段的思索，他觉得还甚是不够。所以他对这个制度做了修改，并将其改名为“十级功劳奖赏令”，这条军令里对斩获敌人首级、俘虏敌兵、完成其他战术任务、全年没有触犯军纪、赢得民众表扬等各个方面都规定了不同的分值，积满一定的分值就会升级。级别高的将士除了可以分到更多战利品之外，还可以根据军队需要，优先获得晋升。等到义军有了稳定的基业不再靠劫掠或战斗缴获赢得战利品后，这功劳奖赏令里的升级便是军衔、军职的擢升，并伴随丰厚的物质奖励，这自然是后话。
李定国制定的奖赏制度当然不仅仅只有这个功劳奖赏令，他还规定每个月都要选出“最有贡献的战士”，该名战士将会身带红花，将会接受优厚奖赏，将会和张献忠等高层一起就餐，将会有机会接受李定国等高手的武艺兵法指导；同时还会由下层将士选出“最遵守军纪战士”、“最亲民战士”、“最勇敢战士”等，都分别给与不同的奖励。
当然这些都是经过李定国的竭力劝服，张献忠、孙可望等义军高层一致同意放弃对部分战利品的私吞侵占、放宽对中下层将领的任命权后，才开始在全军推行。
自李定国颁布下“功劳奖赏令”，对英勇战斗、遵守军纪、亲善爱民等行为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奖励措施之后，将士们都渐渐地确实地感受到英勇战斗、遵守军纪、亲善爱民等行动对他们个人的好处，他们原本的抵触和芥蒂才渐渐地消失，转而都主动、自觉地遵守西营义军的军规军纪起来，也对李定国日渐拥戴起来，因为这些利益都是李定国为他们争取的。
当张献忠看到自己的将士在赏罚分明的军规之下，更积极、主动、自觉地训练作战和尽心竭力维护西营义军的名声，不禁对李定国深感欣慰和感谢，要不是这个越来越神奇的义子，自己恐怕不知到何时才会有今日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