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侯生和卢生二人亡命而去嬴政的愤怒是可想而知和无可指责的。别人逃跑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你们两个！要知道我豢养的术士虽多却独独对你二人最寄厚望。凡你们所求无不应允凡你们所欲无不得到。我何曾亏欠过你们？我何曾让你们作难？试问我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你们更加满意？可是没用可是你们还是要逃！你们当我是什么一个可以愚弄在股掌之间的冤大头吗？
说起来侯生和卢生这两人也确实不地道光顾着自己逃命却浑然不顾那些还留在咸阳的同行们的死活。果不其然他们刚逃走没几天一场灾难就开始降临在他们的同行身上。
嬴政一声令下还没来得及逃离咸阳的术士们被悉数缉拿归案关押一处先由御史宣读诏书。诏书道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然而韩众入海求仙一去再无音讯。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冀望极深数年来却毫无所献徒奸利相告日闻欺吾仁厚而不忍责罚也。今卢生等不思图报乃亡命而去又复诽谤于我以重吾不德。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
诏书宣读完毕接着就是要老实交待问题了。严刑拷打之下诸生为求自免互相揭乃至不惜编造牵引诬告。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于咸阳使天下知之以为警戒。
此一事件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良莠不齐的术士队伍的一次清理整顿而已。这被活埋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候星气、炼丹药的术士并非儒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
那么坑术士又是在何时开始被误传为坑儒的呢？
先提出坑儒的是在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
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
伪造者虽千差万别心态却完全一致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当真成功蒙蔽世人。譬如造假书画的人在造假完毕之后总会不惮辛苦再伪造出名家的印章和题跋以标榜名家品鉴流传有绪。《古文尚书》的伪造者虽已不能得知但其心态却也同样如此所以才会多伪造出《尚书序》来并假托在孔安国名下以形其真。
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无心向嬴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作为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儒者他们也无意纠正这一错误。一方面他们高唱复古师古之调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深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只要历史有利于当下则其真伪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从理智上他们也许怀疑坑儒是否确有但从利益和感情上他们却宁愿相信坑儒是为必有。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对他们无疑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嬴政就成了一个负面典型可以被他们经常拿来念叨他们念叨的目的还是不外乎给当时的帝王听。你看嬴政就因为坑了儒生帝国迅土崩瓦解不说还落下了千古骂名。所以陛下英明不用微臣再多提醒……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感情需求。这倒不是说他们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要维持自己的团结和信仰除了圣贤经典之外同样需要一些殉道者一些圣徒。而话语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本群体追认烈士即使这些烈士并不存在那也可以通过修改史料创造出来。而有了这些殉道者的存在他们这一儒家群体也就添加了无限的荣耀和光辉。
儒者将坑术士揽到自己头上心安理得地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并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如果你说坑的其实不是他们他们一准得跟你急你干吗不坑我们儒生你瞧不起我们还是怎么的？
然而恕我直言在当时嬴政的心目中儒生的地位的确远不如术士高。儒生只会以古非今而术士却可以让他成仙不死两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以儒生当时的地位也根本不可能引得嬴政如此大动肝火痛下杀手。
当然自汉以来儒家的地位迅提高。时至今日儒依然作为一个褒义词而存在。比如说儒商虽实际是商却也得把儒摆在商前面。然而儒商这词其实和后现代这类词一样纯属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儒商不两立要么就儒要么就商焉能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