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于是上书。
书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至于如何禁止书中再道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
书上嬴政嬴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了。对于此举后世多持恶评。然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夸人要夸到痒处骂人则要骂到痛处。知己知彼方能百骂不殆。倘一闻焚书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骂作激愤声讨状窃以为不免“操”之过急。
先从李斯的视角看去焚书有它的逻辑必然性。在李斯的上书中对淳于越请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个字便已驳斥一尽。随即将淳于越之流定性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而像淳于越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人之所学则是源于书本因此**乃至焚书便是斩草除根的应有之义了。
古人竹简刀笔著书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还都是些“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全是少不得”的著作。这也就决定了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大致为：
一史官非秦记者即六国之史记以其多讥讽于秦。
二、诗书、百家语。尤其诗书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仓库。烧之等于缴械看尔等还怎么援引去。
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对帝国的这一举措清人刘大魁的解释是“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而在我看来帝国将这些**善加备份收藏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应存有一种责任心和长远考虑。好比我们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经肆虐了几个世纪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尽管如此人类却也并没有将天花病毒彻底销毁让它永远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别在莫斯科和亚特兰大的两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少量样本以备研究或应对任何人力无法预测的不时之需。
至于民间如果私藏**抗拒不交后果又会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将接受黥面和输边筑长城的处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但在刑罚严酷的秦国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并不严厉。而且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现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现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禁令中焚书并非第一要务。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书哪能焚得尽！焚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且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们会很奇怪地现偶语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为重。私藏诗书不过黥为城旦偶语诗书却要弃市掉脑袋。再加上罪罚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归结为一句话：禁止议论政治。庶人不议然后天下有道这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
焚书自然是不对的不好的。但对帝国而言言论窒息、万马齐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防川有两种方法。一是封堵鲧便是采用此一方法结果洪水越肆虐自己则被帝尧派祝融杀于羽郊。二是疏导鲧的儿子大禹则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终治水成功。
为帝国之久远计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从而有疏导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见当以北宋朱弁《续骫骳说》中士气一条倡此论最为精妙姑录于下：
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气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气。元气壮则肤革充盈士气伸则朝廷安强。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欲元气不耗则必调饮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纳授饮食也。欲士气不沮则必防壅蔽以达之而言路者所以开导壅蔽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远近虽殊治道无二。
再回到焚书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史记•；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王充《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精华部分----诗书诸子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只要秦国不灭可想而知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
众所周知项羽先生不爱读书生性暴戾伊攻入咸阳之后先是屠城然后搜括金钱妇女临去再是一把大火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
所以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677种著作其中不到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注）
关于焚书李斯并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韩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到了后世焚书更是屡见不鲜。
隋人牛弘作《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历数书之五厄（不解何故漏却项羽）：
秦皇驭宇下焚书之令。此则书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嫌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周师入郢萧绎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焚之于外城所存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明人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在牛弘所论五厄之外再增补五厄列为“十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厯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
到了满清大兴文字狱倒霉的便不仅是书更包括了著书者和藏书者。因触犯忌讳生者凌迟杖毙诛灭三族死者剖棺戮尸挫骨扬灰如此案例已是不胜枚举。仓颉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见知有满清之劫故而预为号恸乎？
文字狱之兴起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持续近百年时间之长祸害之烈株连之多处罚之惨力度之大实属空前。
仅1772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狱所列的232o种**和其他345种部分取缔的书中只有476种幸存不到所列数的18％而这还是生在印刷术业已普及的情况之下。
满清在焚书**之余却也修书即《四库全书》。然而这其中又有猫腻。说起来他们用的也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但他们褒的都是谁呢？不仅他们自己连过去的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等也一并褒赞在内。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他们何必做这份人情？原因很简单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对华夏而言是异族是侵略者。而在编纂过程之中对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汉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则是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比如岳飞《满江红》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经过删改之后变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对此鲁迅先生曾评价道“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于是有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相对于原始的火烧而言这岂不是更高层次上的焚书吗？
如契诃夫所言别人的罪孽并不会使你变成一个圣人。尽管干过焚书之事的远非李斯一人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李斯开脱的借口。李斯的焚书开了皇权政府**裸地扼杀民众思想的先河不仅在当时酿下了严重后果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
注：此段引自剑桥中国史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