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13年3月25日，云、贵、川西南三省联席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商讨三省经济建设资源和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以及建立三省联合政府的有关问题。
华夏民族独立军占领云南和贵州之后，陈华并没有像其他军阀那样，直接派人接收两省政权，将其据为己有，而是在局势稍为稳定之后，由两省各界代表人士，分别召开会议，选出各自省份的省级政府。
在涉及到省长的具体候选人身份时，陈华分别向两省士绅推荐了李根源和戴戡两人，结果这两人“不负重望”，被云南和贵州两省代表推选为省长。
李根源，字印泉，1879年生，先生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曾为云南讲武堂教官、总办、军政府军政总长、总参议长、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本书写成第一师）等职，在云南的影响力，仅排唐继尧之后，位列三甲。
在与云南代表商议时，也有唐继尧的“粉丝”提出希望唐继尧来担任“省长”，但参与商谈的华军第三师副师长、云南纵队副司令员李彬以“西南战役，耗资百万，死伤上万，总得有人为此负责”为由拒绝了唐继尧出任省长的建议。
在贵州，亦有人提出请刘显世来担任省长，贵州纵队副司令员周树勋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这一建议。
其实，在华军两师刚刚抓获唐继尧、李根源和戴戡时，陈华便立即找到赵尔丰、朱庆澜这两个颇有经验的老人研究善后局面。
被抓的三人，肯定不能杀，也不能简单地弃之不用。在明白陈华的真实想法之后，两人建议应该把戴戡和李根源推出来主持两省政务，只是对于唐继尧，陈华坚决主张不用，赵尔丰和朱庆澜也只得作罢。
当滇军和黔军几个主要人员被送到成都后，陈华派赵尔丰和朱庆澜两人先去接触，赵、朱两人，曾经与唐、李、戴三人的遭遇非常相似，但现在都活得非常精彩，手上亦有真正的权利，与袁世凯手下的“省长”们相比，那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几人兴致勃勃地与赵尔丰、朱庆澜谈了一个下午，李根源和戴戡等从交谈中感受到四川的强大和不可敌，更感受到陈华虽然异常强势，但并不“专权”，心里亦很高兴。惟独唐继尧心里很是失落和后悔，早知如此，又何必投袁呢，早投陈华不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当然，赵尔丰将“总得有人承担责任”的意思摆出来，唐继尧叹了一口气，表示绝不给云南再添乱了。
三省联席会议，云南和贵州分别派出了一支15人的代表团，四川代表团亦由赵尔丰率领也是同等的15人，这就是所谓的“三省联席会议”，一个做出决定三省必须遵守的权力组织。
会议经过七天激烈的争论、讨论，最后形成了如下决议：
第一，取消云南都督府、贵州都督府、四川都督府等机构，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推举原四川都督、华夏民族独立军总司令陈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第二，由西南军政委员会统帅西南三省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包括陆军野战军、警备部队、民团以及未来的空军等武装力量，现有西南各省各地武装力量必须限期接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改编、整训和管理。
第三，西南三省之经济、民生、教育等诸事业之发展由“三省联席会议”统筹规划，统一实施，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第四，从即日起取消西南三省之厘金、路卡，统一税率并实行一次性征税三省能行的办法。
第五，三省实行鼓励工商，鼓励投资之政策。
第六，实行“教育优先”、“交通先行”的发展战略，制定西南三省大学、中学、小学、职业技术教育、就业培训的短期计划及中长期计划；迅速制定西南三省公路、铁路交通建设规划。
第七，鉴于云南、贵州的特别情况，从1913年起，四川每年补助云南和贵州各500万元，直到“三省联席会议”认为上述二省不需要补助为止。
第八，成立“西南银行”，发行货币，统一西南之货币发行权、金融管理权。
第九，“三省联席会议”代表由各省自行推选，实行换届制，每届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会议同时举行了“三省联席会议”选举，赵尔丰被推选为“三省联席会议”议长，李根源、戴戡被推举为副议长。
“三省联席会议”每年召开一次，特别情况可由某一省代表团提议增开临时会议。“三省联席会议”闭会期间，由会议秘书处主持日常工作，会议选举重庆市长张培爵为“三省联席会议”秘书长。“三省联席会议”秘书处日常办公地点设在四川重庆市。
针对决议第一项、第二项，“三省联席会议”同意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华军扩编及野战军、警备部队、民团（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整编方案。根据陈华的方案，第一步是野战军扩编，华夏民族独立军将扩编为15个师，西南三省的警备部队将编制20个旅，半军半民的民团（民兵）共500个连级编制。
与此同时，在四川重庆成立“西南陆军大学”，隶属华军司令部政治部管辖，聘请蒋百里先生担任西南陆军大学校长；成立“西南兵工局”统筹兵工生产，陈华原建设在重庆、成都等地的兵工企业成为“西南兵工局”首批下属单位。
蒋百里，原名蒋方震，华夏近现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早年留学德国，曾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其1937年出版的《国防论》率先在华夏提出了“持久战”理论，对太祖、蒋介石等人启发很大。
历史同期，蒋百里正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1913年6月18日，蒋百里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两千余名师生面前，突然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自杀，但竟然奇迹般生还，可谓是轰动一时。
后世对蒋百里这次自杀的分析，有人说是蒋百里愤于学风浮躁，有人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有人说是蒋愤于当时政界、军界之黑暗，更有人蒋自杀的最大原因是他自己很骄傲。
在前世，陈华曾认真分析过蒋百里自杀的原因，按陈华的分析，蒋应该是患了“抑郁症”，这“抑郁症”的原因自然是上述原因中的前面三点，保定军官学校的学风，源自于清廷时期，自然好不到哪里去了，无论前世也好今世也好，北洋军阀的本质并未改变。
至于请款未果，这个时代的华夏，除了四川外，几乎就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说现在，就是陈华前世，学校请款同样是个难之又难的问题，口头上谁都重视教育，但在拨款上就不见行动，且借口特别多，大学要不是收取高昴的学费，说不定根本办不下去，但结局是苦了全国百姓。
愤于政界、军界之黑暗，陈华以为应该是蒋百里自杀的主要原因，蒋百里留学过德国，见识过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制度，西方列强虽然不敢说就一定“政治清明”，但其“法度严谨”却是不用怀疑的，再加上蒋百里本身极其聪明和一点点骄傲，在民初的政治环境里，过得“抑郁”是再正常不过了。
邀请蒋百里，是陈华穿越之后不久就做出了的决定，但那时陈华自身的条件不好，全国的局势也未明朗。几年之后，陈华的实力已经显现出来，相信蒋百里通过报章、电台等方式对四川有所了解，对华军的装备、战力、军纪等应该有所研究，再加上“民国”这几年，蒋百里也算对北洋政府看得比较“透彻”了。
陈华敢于在“西南联席会议”上提出创办“西南陆军大学”并聘请蒋百里先生担任校长，是因为蒋百里在冯仁的安排下春节期间已经离开保定前往上海，然后坐船到了四川，在“西南三省联席会议”期间，四川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华军参谋长郑树林，华军炮兵司令、华军炮兵师师长林沐正陪同蒋百里先生在四川各地视察，特别是对华军军纪、训练、装备等方面进行视察。
对此，郑树林还请示过陈华，请蒋先生看哪些内容，陈华说了三个字“不保密！”对于蒋百里，陈华确实用不着保密，也没什么可以保密，即便蒋百里以后不在华军任职，陈华也会把自己的实力对蒋百里全部开放。
为了请到蒋百里，陈华着实下过一番苦功。首先，陈华撰写了一篇论文，带有“请教”性质，论文主要讲的是当前欧洲局势，可能暴发的战争及可能采取之战略，蒋百里是战略大家，没点真东西别想打动他。
其次，陈华让冯仁带上有关华军的政工、训练、管理、装备、作战等一系列制度包括“六条军规”在内，同样请蒋百里“指正”，可以说，陈华在华军中搞出的东西，都是立足于这个时代而又超前于这个时代的好东西，如果蒋百里不感兴趣那他就不是蒋百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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