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啊，你别看我现在，是一个难看的老男人。可我年轻时，还是仪表堂堂的。我们县文化馆的同志，还叫我去演过几次李玉和呢。可惜几十年在农村，我只学会了做一样事，就是号召大家：下田上山，搞生产。上路，交公粮。我呢，也只会天天带头，去搞大生产。
所以同志，你知道，我们那儿的生产，都搞了几十年，搞来搞去，就是富不起来。现在开放了，村里的人家，那些有本事，找到活路，都自己出去打工了。很多人都了财了。
我呢，自己不但没本事，把大家的事做好，连自己的小孩，都快要养不过来了。同志你问，这是为什么，那是小孩子们一天一天地长大了，吃得多了，穿得也多了。学校的学费呢，也一天比一天多了。
可是同志，这年这月，你好好地看看，除了我们农民的收入不长，什么东西，不都在长吗？不要说在自己的家里，天天吃的是土豆地瓜不算，我连供自己的孩子上学的钱，都没有了。我也没有什么长处，也没有什么手艺，就只有拼了老脸面出来，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
他说到这儿，区国华的头一点。斜眼就赶快走了过去，帮着那男人开开了指拇铐。
区国华说：你坐下，再说吧。
听了派出所长的这话，男人一屁屁就坐了下来。把一双拷得麻的手，放在膝盖前，反复地揉差着。
他抬头看看周围的几个人，又以万分复杂心情，看着区国华，说：不过我说，小同志，你不要以为，我做这些事，是见不得人的。这些事情，虽然你们当地人，不肯做；外地的人来做，你们也看不起。说一句实在的话吧。我呢，就是靠着做了这事，开始养得活我的老婆，孩子了。还供了两个孩子在读书。如今，一个在北京上了大学，一个在本地读着重点的高中。不瞒你们说，我的苦日子，差不多也要熬到头了。
小同志啊，我在心里想，等到我的老二大学毕了业了，我的负担轻松了。还是要回到家乡去，带领起乡亲们，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让我和我的村民们，都争一口气。
同志，你不知道啊，我们的那个大村，一共有二百六十四户人家，九百八十七个半人。那半个，是一个瘫痪了几十年的残疾人。有一千三百亩山，八百亩坡地，二百亩田。一九四九年以前，我们那里有一户地主，三家富农。以前我们说，是地主和富农，剥削了我们。才让穷人穷得没有衣服裤子穿了。后来我们把他们打倒了，分了他们的田和地。
几十年过去，人家地主和富农家的后人，也不知道咋个搞的，一个二个，都有本事，出了我们的村，到大城市里，谋生活去了。他们没有了田，也没有了地，可一个个活得像一个人。比我们这些在农村里的，有田有地的人，要强得多了。怪不得村东头的贺二癞子大牢骚：是你们的人名正负，以前想起鬼主意，拿了这些土地，来害苦了我们农民。你看看，人家没有田的，没有地的，早到城里头去了，人家的日子，过得要多好有多好。
这样说话的人，我说，他是对人名正负，太没有良心了。太不公平了。不过话说回来，贺二癞子的话，也不是就完全没有道理。现在我们村里的田，还是这样的田；地，还是这样的地；人，还是这样的人。以前我们租地主富农家的田地种，有人在剥削我们，我们一年一年的，日子还活得下去。
可是我们不得明白，现在已经没有地主富农剥削我们。已经是自己种自己田和地，都几十年了，也不知道咋搞的，我们日子还是越过越艰难，活得越来越不像一个人了。
你就说吧，我们千把来人的村子。安一个什么自来水，安一个什么电啊，都穷得没有一分钱。弄到了最后，还要别人来帮到我们做。他们一个人叫做蔡玉平，一个叫做鲍志广。蔡玉平，是我们本村大地主蔡万山的儿子，高中毕业就回了乡。鲍志广是北京下放知识青年，出生是一个大基本家。
他们两个人，都是当年我专门管制的对象。那时候，我们一不让他们参军；二坚决不让他们去上大学。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开始高考了。那样的高考，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呢，他不管是猪是狗，是人是马，个个都可以去考。这样，我们就管不住人家了。人家两个，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学。
蔡玉平现在深圳的一家公司做了老总，办公室就在深圳那间最高的屋子里。鲍志广呢，在美国的普林什么斯什么大学，做了个大教授。教的学生，都是人家美国人。
那年，他们知青回我们村子里来参观。看见我们村里人还喝不上自来水，也用不上电。蔡玉平就说自己出钱，给我们村装上自来水。鲍志广见了，就决定用美金，给我们安了电线。搞得我们一村人，靠两个人帮助，还是我们当年专政的对象，那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惭愧地见都不敢见他们呢。他们倒是大人大量，亲自到我家里去看我了。
你说，我们一个村上千的人，这么多年都做不好的一件事。人家一个人，就给我们做一样了。你叫我们这个基层组织的脸，该往哪儿放？你叫我这个村的最高的领导人的脸，往哪儿放？这才好啊？
同志你们说，难道我们还要请他们回来，重新再来剥削我们，那才行吗？难道我们辛辛苦苦地干了几十年，到后来，还是离不开他们的剥削了吗？难道我们还是只有让他们来剥削我们了。才能够让我们把日子，好好地过下去吗？
同志啊，要是这样，你说，我作为我们村里的最高的领导人，怎么向我们广大的同志们进行交代？怎么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交代？同志你说，这是不是啊，同志……
汉子说到这儿，鲜血中歪歪的眼睛里，闪烁着亮晶晶的泪水。这时候，审讯室里，安静得只听见呼吸声。停了好一会，只听区国华问他：同志，请你再说说，那个月饼盒的事……。
汉子听了，再想了想，斩钉截铁地说道：小同志，这件事情，我请你一定相信，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区国华再问道：那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问一问，你们的其他的那些人。难道你也能够保证他们，和你是一样的？
汉子说：同志，我也不再瞒你们什么了。今天，我就把这里的一切，都跟你们一一说吧。你知道，长安街前前后后，一巷二巷三巷，一巷三个垃圾桶。三三得九，一共是九个垃圾桶吧。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同志们，一个个都分了工，各负其责的。我们用这样的措施，安排工作，有的人说我们，是什么黑社会。我要在这里向你，向派出所的全体同志们郑重地宣布：我们这样子做，不过是想让自己在这里，做的事情平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摩擦，相对要少一些。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一没有武装，二没有阴谋，三更加是没有犯罪。我们的确是有组织的。不过我们的组织，我们的领导班子，就是我们原来在家乡的，村里的村民委员会。
这还是在我们的老家，通过了群众的投票，按照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真正的是一个合理合法，红彤彤的基层的人名正负组织。完全是符合《中华人人共合歌宪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