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击溃了晋南中条山的第1战区部队之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6月20日、21日召开了有军司令官、师团长、独立混成旅团长等部队长参于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今年3月1日方才到任的新任参谋长-田边盛武中将就晋南作战作了总结性发言，并对华北今后的治安作战提出了意见。而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更是在会议结束时，就华北治安作战特别指出，要积极作战，采取军、政结合，彻底清剿八路军武装。
这次会议之后，冈村宁次中将于7月7日接替了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而多田司令官怎么被调回国内，待命晋衔，担任军事参议官。陆军省方面，为了表彰他在军界服务38年及华北作战的功绩，特别是在华北推行的强化治安、铁壁合围、梳篦扫荡等整肃手段，于9月份晋升多田骏为陆军大将，同时编入预备役。
大规模行动告一段落之后，日军并没有立即停止进攻，而是当即在中条山区内反复搜索、扫荡残留的第1战区零散部队。直到6月15日，日军才宣布“中条山会战以赫赫战果胜利结束”。按照日方统计数据“中**队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4万余具；日军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完全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
中**在晋南失利后，为防止再遭到大的损失，第1战区主力先后均撤至黄河以南，致使该地出现了大批伪政权。但在晋东南的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和地方武装力量，却很快即进入这一地区，狠狠地打击了日军伪化活动，并迅速建立了新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种情况下，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分析晋南作战后的治安形势时，司令部情报课认为：当重庆军的大部队驻扎在晋南时，晋东南八路军部队的活动，还比较谨慎，但重庆军遭到致命的打击而失去晋南之后，八路军的部队随之进入。从此，华北地区的游击战，已全为八路军所领导。而作战课则依然坚持他们原来的意见，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中佐所认为“由于击溃了晋南第1战区的两个集团军，日军才可以集中全部兵力，专门对八路军作战。”
尽管中条山的第1战区的部.队被肃清了，可随着八路军部队又逐渐深入中条山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日军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八路军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八路军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从此，华北的游击战如同烈火一样的熊熊燃烧起来。
由于中条山是华北沦陷后，正面.战场在黄河以北所保有的惟一的一块较大而突出的阵地，横跨晋南三角，是潼关、西安、洛阳和陇海路西段的天然屏障，是为遏制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战略枢纽，并且与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互为犄角，同时瞰制同蒲路和晋东南。
本来第1战区在这里配置重兵，.与敌后战场相靠拢、相呼应，进退有据，从战略上看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本次会战是1937年11月太原会战之后，日军对华北正面战场发动的仅有的一次大规模进攻。然而在此以前的3年多里，中条山区没有大的作战行动，中**队本应该有充分时间进行战备，有良好地形可作依托，且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
而日军兵力有限，用于守备尚感不足，又刚刚经过.八路军百团大战的打击，转而对八路军各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其部队更形疲惫；第33师团、第21师团刚由赣北、徐州调来，况且第33师团在上高会战之后尚未整补即仓促投入作战。
相对于日军来讲，中**队的有利条件还是很多.的。但从会战全过程来看，中**队却处处被动挨打，毫无积极主动精神可言，有利条件荡然无存，甚至没有还手之力。
战后，第1战区在总结性的《会战要报》中列举了一.些原因，防广兵单，完全处于内线，形成被包围态势；万山崇崇，道路崎岖，交通困难，兵力机动和补给运输均感不便；无纵深兵力，也未控制机动兵团，一经接触，预备队即使用罄尽；武器装备落后，炮兵极度缺乏，无力封锁山口道路，亦无力打破日军封锁。特别是日本空军威胁极大，交通线、渡河场、通信联络等均受其破坏与控制，且日军实施向心突击，打击中**队纵深。作战第一天，师以上司令部多数被袭击阻击，致指挥通信时常中断。日军进攻中又大量使用毒气弹，使中**队无法坚守，难以作长时间周旋。此外，各部队编制待遇不一律，饷糈显有丰窘，影响团结精神与作战意志者至深且大；官兵思想骄怠，警戒疏忽，为敌所乘，等等。
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总结中则谈到中条山战役失利的原因是正面第43军不能坚韧抵抗，为日军锥形攻势突破，直趋垣曲，日军再以主力东西扫荡，将第14集团军、第5集团军压迫于黄河北岸背水决战，使中**队处于不利态势所致。
但在所有人看来，以上所说，固然都是中条山会战招致败绩的种种原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也许军事领率机关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在政治上的衰退**、精神上的萎靡懈怠、指挥上的措置失当，盲目认为日军兵力不足，不会向中条山发动大规模进攻，只求侥幸苟安，消极观望，不思进取，在3年多的时间内不积极整军备战，不配合敌后战场作战，未作坚固的战场建设，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这样当然不可能作坚韧的抵抗，更谈不上转入有计划的反攻，日军一旦发动进攻，便完全陷于被动，手足无措。中条山区防线东西长170公里，而纵深不过50公里，背靠黄河为阵，而晋南的作战部队，却对黄河各渡口毫不重视，未建立必要的桥头堡，更未修筑任何防御工事，以致战斗一开始，数日之间退路即全被切断。各部队竟然均无战备存粮。
5月7日会战开始后，部队就陷入断粮之中，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于5月11日就向委座致电说：“大军已绝食3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枵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
而这场大败仗，也让委员长在谈到中条山会战的惨败时，不得不承认这是“抗战有史以来，最大之耻辱”。而这场败仗还只是一个开始。
整个1941年的上半年，世界形势正在翻天覆地的发生着变化，法兰西战败，不列颠困守孤岛，美国人态度暧昧，而此时的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不仅仅这样，随着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之后，英美在远东地区，也提高了对日本人的防范，美国人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
由于东京军部强烈感到自己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为对象的，因而提出了处理中国问题必须和解决南方问题、北方问题综合考虑，并作长期打算。基于这种背景，参谋本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份文件，在1941年1月16日的大本营会议上，参本的这两份计划性的文件，就获得批准，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了天皇的裁决。
在《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大本营认为：“不放松现在对中国的压力，在此期间应用一切办法，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力求解决中国事变。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准备在1941年夏秋时期，发挥综合战力，给敌人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事变。”
而1941年3月1日，畑俊六大将接替西尾寿造，出任司令官之后，中国派遣军就根据《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开始进行了积极的准备，确定在夏秋以阿南惟几中将的第11军为主力，实施长沙作战。一举解决湘北赣北方向的威胁。
而此时，在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在此之前，日本为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曾采取措施调整对苏邦交，外相-松冈洋佑的推动下，东京与莫斯科曾经在4月13日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不过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又于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秘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一旦苏德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有利，即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而在这之前，关东军方面曾经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正对苏联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而此时对苏备战，，大本营考虑要从第11军至少抽调2个师团到中国东北，加强对苏战备，同时继续准备南进，因而准备将长沙作战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尽管此时军部和政府方面，都对南进还是北上，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声音，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便是依然在抗战的中国，始终威胁着日本的后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