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叫“赋《诗》言志”。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使人“温柔敦厚”。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到汉初传授《诗经》学的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概述《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的编纂者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升格为国定经典。全书共有诗歌三百零五篇由《风》（十五国风）、《雅》(小雅、大雅)和《颂》(周颂、鲁颂、商颂)三个部分组成编排井然有序。但是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孔子删诗。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于；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
但是、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言孔子删诗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为三百篇。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可见当时《诗经》已定型。三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那么究竟由谁来编纂《诗经》的呢?
一说王者采诗。《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时绵延五个世纪。创作的地点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怎样把众多的诗歌集中起来呢?早在汉代就出现了“王者采诗”的说法。《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
一说周朝太师编定。今人朱自精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诗、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1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具体地说《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
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
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
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
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孔子是否删过《诗》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文学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但是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许多方面众说纷纭无法作出定论。孔子是否删过《诗》就是一个悬案。
汉代时司马迁通过对《诗经》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删诗的观点。主张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加可靠。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汉代的司马迁而相信唐宋以后的说法
呢？
第二古代大小国家有一千八百多一国献一诗也有一千八百多篇而现存的《国风》有的经历十个二十个国君才采录一可见古诗本来是很多的根本不止三千。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三千多篇诗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可能的。
第三所谓删诗并不一定全篇都删掉或者是删掉篇中的某些章节或者是删掉章节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删掉句中的某些字。我们对照书传中所引的《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也有录而章句不用的可见这种情况是与删《诗》相吻合的。
诗经（为后代课本）
持不同意见的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孔子没有删过《诗》的理由。其主要理由有：
第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演奏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中的编排顺序与今天的《诗经》大体相同。而据现存的资料看孔子当时只有八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诗经》的编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说“正乐”并没有说删《诗》。虽然当时的诗是配乐的但诗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诗主要指文字而乐主要指乐曲。再说孔子返鲁“正乐”时已经六十九岁如果删《诗》该在这个时侯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一直说“《诗》三百”呢？
第三《诗经》中有不少“淫诗”这些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为什么没有删掉？
第四先秦各种史籍所引的诗大多数见于今天的《诗经》不过五十这说明《诗》在当时只有三百篇。即使孔子删过诗由于他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影响不是很大也不大可能影响到同时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两种观点唇枪舌剑至今还争论不休。从表面上看似乎后者证据更有力一些但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不能硬扣一二条死材料而应该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测。当然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研究《诗经》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都会有很大帮助的。